圖恩克·阿克考奇：摒棄“小院高墻”，實現共同發展

在國際關系史上，冷戰的結束無疑是一個重要轉折點。隨著蘇聯解體，美國政界和輿論界在勝利的狂歡中宣稱新世界秩序的開始。弗朗西斯·福山便是沉浸在這種狂歡中的美國政治學家之一。1992年，福山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一書中表示，人類已經完成了意識形態演變，西方自由民主是全球治理的終極形式。在福山看來，美國的價值觀、政治制度和歷史是普遍適用的，這無形之中賦予了美國向外輸出美式民主的“外交使命”。

與之觀點不同的另一位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則認為，歷史并未終結，而是斗爭的軸心隨著蘇聯解體發生了轉移。1996年，亨廷頓出版了《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拋出“文明沖突論”。他預言，歷經數百年積淀形成的文化分歧，世界將出現比冷戰時期更為激烈的沖突。西方與伊斯蘭世界之間將不可避免地產生碰撞。這種認為文明間缺乏交流、忽視歷史上和平共處實例的觀點，自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時代以來就在華盛頓甚囂塵上。

美國主導下的“震懾時代”與中國的發展

冷戰結束后，這種由眾多西方學者包裝出來的思想體系便在美國的推動下，以血與淚的形式得到了展現。柏林墻倒塌后一個月，美國入侵巴拿馬，暗示了一個新進程的開始。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國際社會首次在電視上目睹了美國對伊拉克的導彈襲擊。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繼續在全球尋找新的敵人，并將這一進程推向新的“高潮”。1999年，北約轟炸南聯盟，華盛頓主導的“震懾時代”在全球持續加劇。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為美國攻打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提供了借口。美國通過輸出“美式民主”，掀開了轟轟烈烈的所謂“阿拉伯之春”，不僅瓦解了這些阿拉伯國家的結構和發展進程，還讓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利用權力真空找到了生存空間。

今天，美國繼續在俄羅斯和烏克蘭等文明之間散播敵對的種子。同時，通過支持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襲擊來阻撓“兩國方案”的實現。

美國正逐漸喪失其作為世界榜樣的地位，而亞洲悄然出現一個充滿希望的發展勢頭：中國的發展有助于促進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與西方將自己的發展模式強加于他國不同，中國在五千年文明的基礎上找到了一條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規模翻了數十倍，這不得不說是一個發展奇跡。

2013年，中國提出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在服務自身經濟轉型的同時，也順應了全球經濟發展的需求。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的指引下，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構筑起一個宏偉的商業生態系統，將歐亞大陸上包括土耳其在內的不同文明整合在一起。截至目前，已經有150多個國家和30多個國際組織與中國簽署了200多份合作文件，為相關國家帶來了42萬個就業崗位。

中華文明在外交中的體現

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卓越領導下，中國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在外交舞臺上的展現愈發明晰。中國政府不僅持續鞏固雙邊及地區合作協議，還前瞻性地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偉愿景。

過去十年間，全球經歷了多重嚴峻挑戰，包括全球貧富差距擴大、美國推動的貿易緊張局勢升級以及新冠疫情肆虐等，這些都嚴重阻礙了各國的發展進程。面對長期困擾人類的全球性挑戰，唯有通過改革現有國際治理體系并推出創新倡議，方能破局前行?；诖?，2021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大會上首次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

全球發展倡議聚焦減貧、糧食安全等八大關鍵領域，該倡議迅速吸引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因為它有力地證明了西方模式并非實現經濟繁榮的唯一途徑。眾多國家積極響應，加入了在聯合國框架下成立的“全球發展倡議之友小組”，而中國政府也宣布將加大對國際組織的資金支持，以實際行動推動全球共同發展。

2022年4月，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并用“安全是發展的前提”這句話揭示了兩項倡議之間的內在聯系。2023年2月，中國外交部秉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正式發布了《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中國堅持的安全不可分割、反對陣營對抗的原則，構成了其解決烏克蘭危機的核心立場。烏克蘭危機一周年之際，中國政府發表立場文件，重申各國及聯盟應避免采取針對第三方的行動，同時提出了包括禁止使用核武器、停止單邊制裁、保障糧食外運等在內的十二點倡議，彰顯了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安理會中唯一未向沖突地區提供武器的常任理事國，中國在推動歐洲安全新架構的同時，也在中東地區收獲了全球安全倡議的首個成功案例。2023年3月，沙特阿拉伯與伊朗在外交關系中斷七年之后，在中國的斡旋下重啟對話。兩國決定恢復外交關系，并在簽署協議后互開大使館。隨著伊朗駐沙特大使館于2023年6月正式開館，沙特隨后恢復了自2016年起暫停的與伊朗的外交活動。同年9月，兩國大使順利到任。沙特與伊朗的和解步伐，為有關中東國家樹立了典范。

文明互鑒 共同發展

2023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的主旨演講中，提出了一系列發人深省的問題：兩極分化還是共同富裕？物質至上還是物質精神協調發展？竭澤而漁還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零和博弈還是合作共贏？照抄照搬別國模式還是立足自身國情自主發展？

面對這些問題，習近平主席在會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重視文明傳承與創新，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為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人類文明進步指明路徑。

與美國傾向于將不同文明置于對立面，并試圖將美國體系強加于占全球人口88%的非西方世界的做法不同，全球文明倡議倡導構建一個包容性的全球網絡，旨在促進不同文明間的交流與對話，摒棄“小院高墻”，實現共同發展，推動文明互鑒與和解。

全球文明倡議不僅為擁有不同治理體系、歷史背景和社會結構的國家指明了方向，也為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堅持不稱霸、不參與冷戰陣營提供了堅實的理念指導。文明的進步根植于經濟的繁榮與社會的安全之中，作為新時代中國外交政策遵循的重要原則，全球文明倡議應被視為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的延伸和拓展。

與中國一樣，土耳其也是一個在獨立戰爭中掙脫殖民枷鎖，獨立探索自身發展道路的國家。土耳其對多元文明融合的向往，可以追溯到其國父凱末爾的遠見卓識。他曾憧憬：“一個新時代即將降臨，它倡導和諧與合作，不會因膚色、宗教或種族差異而區別對待不同的民族?！彼€說過：“我們必須將全人類視為一個緊密相連的整體，每個國家則是這一宏大機體中不可或缺的器官，哪怕指尖之痛都會波及全身?！眲P末爾也曾強調，人類有著共同的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講，土耳其是能夠為中國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有所貢獻的國家之一。

（作者系土耳其哈里吉國際時事傳媒總編輯）

來源：《光明日報》（ 2024年07月10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