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正：2022年美國當代中國問題研究的若干熱點回顧及特點分析

2022年，美國兩黨對華強硬共識持續強化，拜登政府進一步明晰了對華戰略布局：一方面，圍繞芯片、能源資源等關鍵領域推出多項遏制舉措，對華制裁不斷加碼；另一方面，又多次提出要為中美關系設置護欄。這種全方位遏制又試圖避免危機失控的做法凸顯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當年8月，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不顧中方的強烈反對和嚴正交涉，竄訪中國臺灣地區，極限試探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底線，嚴重沖擊了中美關系的政治基礎。10月，美國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視為“最嚴重的地緣政治挑戰”以及“唯一一個有意向重塑國際秩序的競爭者”，為此，美國制定了“競而勝之”的戰略目標。2022年美國當代中國研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在這一年里，美國學界重點聚焦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大、美國對華政策以及中國內政外交領域的發展情況等議題，出版了大量的專著、智庫報告、論文等研究成果。本文嘗試梳理其中的熱點議題和代表性觀點，分析其特點，以期為學界開展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一、2022年美國當代中國研究的熱點議題

（一）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大

美國學界重點圍繞“中國式現代化”“共同富?！薄皣野踩钡汝P鍵詞對中共二十大報告進行了解讀，并多采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分析二十大報告與之前黨代會報告的區別與聯系，預判中國未來的政策走向。

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圣安東尼奧分校政治科學和地理系主任喬恩·泰勒（Jon Taylor）指出，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要把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作為黨的中心任務，并將在未來五年乃至更長時間內推動落實各項相關舉措。泰勒注意到，報告提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近期發展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即“先把蛋糕做大”，然后更平均地分蛋糕。泰勒指出，這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但符合中國經濟穩定和長期繁榮的發展目標，因為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經濟領域的現代化，同時也是政治和軍事領域的現代化。

中美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蘇拉布·古普塔（Sourabh Gupta）也對二十大報告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和“共同富?！庇枰粤酥攸c關注。古普塔指出，中共高層領導人對現代化的關注可以追溯到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將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轉變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共二十大將共同富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這一新發展框架的關鍵組成部分，并對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路徑做出了規劃。在古普塔看來，共同富裕這一理念將有助于推動實現中國經濟的再平衡，并逐步轉向消費主導型經濟，也有利于破解中國城市化家庭面臨的高儲蓄率困境。在古普塔看來，共同富裕很可能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留下印記，其影響力甚至不亞于“四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

美國學界對中共二十大的另一個關注點是“國家安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力量項目主任林碧瑩（Bonny Lin）等表示，中共二十大報告強調中國面臨更加嚴峻的外部環境，將國家安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首次在報告中將國家安全作為一個獨立的部分進行系統闡述，將其描述為“民族復興的根基”。他們指出，二十大報告中提到“安全”的頻次比十九大報告有了明顯增加，二十大報告關于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闡述相較于十九大報告中的相關內容篇幅更長。

還有學者關注到報告新增了一個將教育、科技和人才統籌部署的篇章，體現了中共中央面對西方對其關鍵技術的封鎖所帶來的政治風險以及生產力增長滯后等一系列問題，在加強自主創新和人才培養方面做出的重大部署?！都~約時報》也關注到中共二十大報告更加強調自力更生，明確提出要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文章指出，五年前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技術創新體系，這一次則把重點放在了“國家戰略需求”上，這是一個強烈的信號，表明中國政府將在未來的創新舉措中發揮主導作用。

此外，學者們還對中共二十大召開的意義和影響進行了分析。美國庫恩基金會主席羅伯特·勞倫斯·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表示，中共二十大的重要意義不僅在于確定未來五年的議程，而且還制定了未來13年（到2035年）的路線圖，并為2049年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規劃了愿景。

（二）美國對華政策

在中美關系經歷諸多波折的2022年，美國學界圍繞美國對華政策開展了激烈的辯論，針對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究竟是不是“美國近代史上最嚴重的戰略失誤”、當前的對華強硬政策是否有效等議題闡述了不同觀點。

1.美國對華接觸政策之辯

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和埃利·拉特納（Ely Ratner）——現任拜登政府負責對華政策的高級官員——曾在2018年聯合撰文稱“華盛頓在冷戰后對北京的接觸政策失敗了”，這一論斷引發了廣泛關注和討論。2021年末，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在《外交事務》期刊上發表的《不可避免的競爭：美國、中國與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文再次引發美國學界對“美國對華接觸政策失敗論”的大討論。米爾斯海默在文章中指出，美國對華接觸戰略是美國犯下的最嚴重的戰略失誤。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阿倫·弗里德伯格（Aaron L.Friedberg）也是這一觀點的支持者，他在新出版的《誤解了中國》一書中對這一政策進行了系統的剖析，認為美國對華接觸政策失敗的原因在于華盛頓低估了中國共產黨的韌性和足智多謀，誤判了其對保持國內政治權力的決心。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約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們指出，米爾斯海默忽略了美國對華接觸政策只是冷戰后為尋求加強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一部分，這種策略帶來的收益遠遠大于成本。倘若以某種方式推行米爾斯海默所說的遏制戰略將是一種國家自殘行為，該戰略將造成美國及其盟友關系的分裂，使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更加混亂。即便如此，這一戰略也無法阻止中國的崛起。

對于米爾斯海默將中國追求的目標定位為塑造全球主導地位的觀點，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也進行了反駁。他指出，在一個多極化世界中，中國尋求塑造對其有利的國際體系，就像其他大國一直以來所做的那樣。中國并沒有倡導建立一個由其主導的替代性國際體制，而是仍然堅定地支持全球自由貿易體制以及聯合國及其下屬機構。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也是同西方長期資助的發展計劃并駕齊驅，而非取而代之。黎安友強調，高估中國的威脅和低估這一威脅同樣危險，一味地在美國公眾與中國政策制定者之間制造恐慌，大肆渲染可能存在的風險將使得風險管控更加困難。

蘭德公司高級政治學家邁克爾·馬扎爾（Michael J.Mazarr）也認為全面遏制中國發展的戰略從來都不是可行的選擇。馬扎爾指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使8億多人擺脫了貧困，而美國倘若阻止這一行為則意味著將扼殺有史以來最持久有效的脫貧運動。這種無情的經濟戰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它會被視為赤裸裸的種族主義行為，目的是壓制非白種人的發展，其他人也不會加入這樣的行動。

2.美國對華政策存在的問題及反思

在圍繞美國當前對華政策有效性的探討中，美國學界出現了一些理性的聲音。

一種觀點認為，美國當前“圍追堵截”式的對華政策極容易造成兩敗俱傷的結果?？▋然鶉H和平基金會技術與國際事務項目高級研究員喬恩·貝特曼（Jon Bateman）指出，如今美國似乎有意進行一場更大的討伐——從根本上阻礙中國崛起——全然不顧全球穩定、美國經濟和美國聯盟面臨的風險。在許多美國官員和分析人士看來，每一家中國公司都是另一家華為，每一項中國技術都是對準美國心臟的上膛槍，這種狂熱的氣氛造成了美國新一輪出口管制、投資限制、金融制裁、簽證限制等措施的加劇。貝特曼表示，盡管不少人因對中國采取強硬政策而歡呼雀躍，但他們很快就會意識到他們正在經歷供應鏈的斷裂以及經濟秩序的破壞，即將面臨創新步伐放緩、通貨膨脹率上升、友好國家間貿易不穩定以及與新興亞洲超級大國間關系的不穩定。中美兩國脫鉤加速得越快，就越難以控制。貝特曼警告，如果美國不喘口氣，穩住自己，則很可能會跌下懸崖。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也認為美國對中國日益妖魔化的論調造成了兩國間曠日持久的緊張，這一結果將阻礙美中兩國在世界經濟治理，應對全球性流行病、氣候變化以及保護生態環境領域的合作。不僅如此，兩國間的競爭也阻礙了雙方在減緩核武器和生物武器擴散方面的合作，這使世界所有國家都將付出高昂的代價。奈建議，美國只有避免在意識形態上妖魔化中國，維系好其盟友關系，才能成功應對中國的挑戰。

另一種觀點認為，美國過度表現出對華的強硬態度和競爭導向，但在戰略制定上缺乏明確的目標，政策實施上缺乏前后的連貫性和持續性，這些都不利于美國長遠的國家利益?？的螤柎髮W教授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指出，美國的決策者對華戰略競爭的過度關注正在消耗美國的外交政策，基于零和博弈的“條件反射”式反華和“政治正確”指導下的強硬政策使美國自身也深陷其中，不僅會帶來美中關系的無限期惡化、增加災難性沖突的危險，還會威脅到美國世界領導地位的可持續性，影響美國社會和民主制度的活力。密歇根州立大學名譽教授李侃如（Kenneth G.Lieberthal）表示，拜登政府將“競爭”與美國對華政策掛鉤，卻沒有明確具體的目標、優先事項、工具和基準來解釋和評估這種“競爭”，顯然美國并沒有應對中國挑戰的宏觀戰略，相反，美國只是采取了被動和防御性的姿態。李侃如強調，美國在應對中國挑戰時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或許就是處理好自己國內的問題。

美國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首席執行官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也認為拜登政府的對華新政策缺乏明確的目標。競爭只是對美中關系的描述，而非目的本身。如果沒有明確的目標，任何總體戰略都有可能造成資源浪費，也難以得到廣泛而持久的國內支持。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何瑞恩（Ryan Hass）等認為，僅僅通過競爭的視角來看待兩國關系是錯誤的，這樣做限制了美國制定更持久、更有成效、更加符合美國利益的工具。美國的政策制定應該以美國長遠的國家利益以及中國同這些利益的關系為依據，并且應當基于一套前后一致的理論來制定美國對華政策，而不是對中國的主動行為做出簡單被動的回應，更不能被國內的政治紛爭所左右。

（三）中國內政外交領域的發展

除了對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大以及美國對華政策開展研究外，2022年美國學界對中國國內經濟、政治、外交領域的發展情況，尤其是對進入新時代以來各領域呈現出的新特點和新變化予以了重點關注。

1.中國經濟領域的發展

一方面，美國學界對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背后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發布的報告從GDP、貿易、商業和投資以及金融四個維度對中美兩國經濟發展情況進行了對比和分析。報告指出，自1870年代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體以來，美國首次面臨一個與自己規模相當、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自己更強大的經濟對手。報告對中國過去40年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予以充分肯定，評價其為“奇跡般的經濟增長”，平均速度是美國的四倍，重新定義了全球經濟格局。報告指出，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世界制造業工廠。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已成為全球關鍵供應鏈中最重要的一環。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喬治華盛頓大學兼職教授蓋保德（Albert Keidel）對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背后的經濟戰略以及相關政策和制度進行了深入分析。蓋保德指出，4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了40倍，并成功實現了大規模減貧，使聯合國提前10年實現其全球減貧目標。中國的出色表現帶來了全球供應鏈的轉移和延長，促進了全球總需求量的增長，甚至改變了中國和世界的商業格局。在蓋保德看來，中國的成功既非黑天鵝現象，也不是政令的結果，而是源自中國的發展模式和政策的有效性。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杜大偉（David Dollar）重點分析了新時代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情況。杜大偉指出，2012年以來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步伐，這是支撐中國當前和未來經濟繁榮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盡管過去10年中國GDP增速放緩了四個多百分點，但平均增長率仍超過6%。根據世界銀行的極端貧困線，2002年中國有近1/3（31.7%）的人口處于貧困狀態。到2012年，這一數字驚人地下降到6.5%。在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下這一比例進一步下降，到2019年降至0.1%。

另一方面，美國學界也高度關注中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問題和挑戰，部分學者對中美貿易戰和新冠疫情雙重影響下的中國經濟發展態勢表示出深深的憂慮。大西洋理事會地緣經濟中心助理主任尼爾斯·格雷厄姆（Niels Graham）指出，2022年中國經濟增速未能達到預期增長目標，中國經濟增長放緩除了受新冠疫情的影響之外還有著更深層的原因。例如，自2020年以來，中國發展金融體系和提高市場競爭力的改革停滯不前，對證券投資和直接投資的開放程度都有所下降。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布里安娜·伯蘭德（Briana Boland）等學者則從中國經濟發展戰略調整的視角分析認為中國共產黨將經濟安全視為國家安全和政權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努力實現經濟上的自給自足成為這一時期中國新經濟戰略的一個重要標志。盡管如此，中國并沒有收緊對外開放的大門，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融合越來越深入，貿易量無論在規模還是數量上都有所增加（特別是在亞洲內部），平均關稅有所下降，而且投資環境明顯改善，特別是在金融領域?！惫鸫髮W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指出，雖然中國正在小心翼翼地減少對其他國家進口的依賴，但其他國家正在加深對中國的依賴。目前，130個國家與中國的貿易額超過了與美國的貿易額，其中超過2/3的國家與中國的貿易額是美國的兩倍。

對于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原因，奈認為，人口結構的限制、低要素生產率以及相關政策導向使中國經濟增長進入平穩期。同時，中國還面臨著不平等加劇和環境惡化等嚴重問題。斯坦福大學國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教授羅斯高（Scott Rozelle）和舊金山灣區作家娜塔莉·赫爾（Natalie Hell）認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障礙是“人力資本供給與需求之間的不一致”。羅斯高和娜塔莉指出，中國依賴廉價勞動力以實現兩位數經濟凈增長率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未來能否邁入高收入經濟體之列主要取決于中國是否有充足并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而作為中國未來勞動力主體的農村青年則是解決這一危機的關鍵。對此，他們建議，通過在職業教育中加入學術教育的教學內容，以及為農村學子提供更多進入高中學習的機會等途徑改善中國農村教育的現存問題，提升農村青年的受教育水平。

斯坦福大學弗里曼·斯普格利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奧莉安娜·斯凱拉·馬斯特羅（Oriana Skylar Mastro）和美國企業研究所經濟專家史劍道（Derek Scissors）則闡述了不同的觀點。他們認為盡管中國的經濟增速已經放緩，但出現經濟急速下降的“硬著陸”是不可能的。人口的減少并不意味著經濟的迅速衰退，中國勞動力的減少已經持續了10年之久，但經濟增速仍然超過美國。中國經濟從最高點的任何下降都可能是漸進的，而且可能會通過在研發上的大量支出來緩解中國在人口和債務問題上的困境。

2.中國政治領域的發展

美國學界重點對新時代以來中國政治領域的發展狀況和中國共產黨呈現出的新特點和新變化進行了分析。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教授裴敏欣（Minxin Pei）從宏觀層面對2012年以來中國政治領域的發展進行了概括：第一，確定了習近平在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第二，通過多管齊下的方式全面加強黨的領導，更加重視黨的組織建設以及意識形態工作；第三，擴大中國在海外的影響力，不斷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

賓夕法尼亞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雅克·迪萊爾（Jacques DeLisle）和安南伯格傳播學院與社會學系教授楊國斌合作主編的《黨領導一切：中國共產黨角色的演變》一書，匯集了多名美國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圍繞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角色和功能的最新研究成果。迪萊爾指出，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通過加強黨的自我監督和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加強黨的紀律建設、改革干部選拔任用制度、開展反腐敗斗爭等方式加強黨的全面領導。與此同時，不斷擴大黨組織對政府機構、媒體、民間社會組織以及基層農村治理的影響力。

此外，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部分新理論、新戰略也受到了美國學界的關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研究項目主席裘德·布蘭切特（Jude Blanchette）對總體國家安全觀進行分析，認為習近平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反映了其對中國重要戰略機遇期認知的轉變，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如何平衡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方面的重要轉變。在他看來，中國共產黨把國家安全放在第一位并不意味著對經濟發展的重視程度降低，相反，這代表著黨從僅僅關注物質條件和GDP的增長轉向可能破壞黨執政地位的外部因素。此外，還有學者對總體國家安全觀與全球安全倡議的關系進行了探討，認為2022年4月習近平首次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是總體國家安全觀在國際領域的延伸。文章指出，如果總體國家安全觀是中國重新定義國家安全的框架，那么全球安全倡議可能成為中國重組國際安全秩序的工具。盡管全球安全倡議尚處于起步階段，但它可能會推動有關全球安全架構的對話，并為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提供一種可替代的模式。

美國《中國政治學刊》副主編約瑟夫·G.馬奧尼（Josef Gregory Mahoney）分析了“全過程人民民主”提出的背景、內涵及其實施效果。馬奧尼表示，美英等國以十分狹隘的概念和規范定義了民主，而在今天的中國，人們對民主的概念有著不同的理解。全過程人民民主結合了中國的特點和需求，包括其獨特的歷史、發展道路和發展目標，并通過在民主的工具性價值與內在價值之間尋求平衡的方式實現這一目標。馬奧尼指出，盡管一些西方國家對這一理論存有誤解，然而當我們從經驗結果的角度審視中國民主的成就時會發現，中國人已經實現了自我治理，變得更加富裕，消除了極端貧困，成功遏制了新冠疫情，促進了真正的多邊主義，在避免霸權的同時幫助了其他發展中國家——所有這一切都表明這一民主模式已經在國內外發揮作用。

3.中國外交領域的發展

美國學界重點對新時代以來中國外交領域的新定位、新理念、新實踐及其帶來的世界影響進行了分析。何瑞恩對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領域的新特點和新變化進行了評析，指出，過去10年中國經濟不斷增長，與東亞的融合程度越來越高，中國人民解放軍實力不斷增強，中國在全球治理問題上發揮更大引領作用，建立了更多的國際伙伴關系，也正是這些發展趨勢使中國領導人充滿信心，制定的外交政策也更加自信。

美國丹佛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執行主任趙穗生指出，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通過對外交決策機制的改革以加強對外交工作的頂層設計，不斷擴大了中國外交的影響力。習近平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等一系列主張和倡議，把中國對外工作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高度，使中國贏得了前所未有的國際尊重。同時，也把中國外交的使命從尋求和平的國際環境、促進國內發展轉變為擴大中國的全球影響力，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環。趙穗生認為，習近平為加強對外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而對外交決策機制進行的改革，有助于繞過既得利益集團，突破官僚主義障礙，從戰略高度制定長遠規劃，但也可能會增加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出錯的概率，降低錯誤被糾正的可能性。

也有部分學者將中國在外交領域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構想誤讀為對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挑戰。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易明（Elizabeth Economy）指出，“一帶一路”倡議將中國與亞洲、歐洲、中東和非洲連接起來，使其物資、金融、文化、技術和政治影響力隨之向世界其他國家流動。在易明看來，70多年來支撐國際體系的強大的美國聯盟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中國提出的對話、談判和合作框架。這種地緣戰略格局的轉變反映出一個以中國為中心、擁有自己的規范和價值觀的秩序的崛起。

美國外交關系學會研究員曼賈里·查特吉·米勒（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則表達了不同的觀點，他認為判斷“一帶一路”倡議的成功與否，一方面應當看受援國是否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的一項積極倡議；另一方面看受援國能否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來推進其國內議程。米勒基于充分的調研認為，南亞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總體上持積極態度，因為該倡議確實能夠改善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互聯互通，有利于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穩定。米勒警告美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全面譴責可能會造成相反的效果。

美國《大西洋月刊》評論員邁克爾·舒曼（Michael Schuman）則對中國最新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予以了關注，認為該倡議的提出意味著中美之間的對抗正在升級為一場全面的全球主導地位之爭，即從最開始的貿易戰，到科技戰，再到現在開展的思想戰——一場爭奪管理全球事務規范的戰爭。馬奧尼則認為，與美國咄咄逼人的外交霸權風格相比，中國在全球治理與世界和平發展中發揮了更為積極的作用，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可以與其他多邊倡議共同引領世界和平發展。盡管美國正在強迫中國走向對立面，但中國實際上愿意與美國一起在可預見的未來共同努力。

二、2022年美國當代中國問題研究的特點分析

通過對上述熱點議題和主要觀點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2022年美國關于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呈現以下三個鮮明特征。

從研究的主體來看，2022年美國智庫作為當代中國問題研究的主陣地，涉華報告數量再創新高，輿論影響力更為顯著。隨著拜登政府對華戰略全面明晰化，民主共和兩黨在對華政策方面達成高度統一，“對華強硬”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美國緩和內部撕裂的“潤滑劑”。在這一背景下，作為美國政府智囊的智庫群體也深受其影響，對華立場愈發呈現強硬態勢和鷹派取向。甚至一些自詡為無黨派、自由派智庫或立場偏中立的智庫也漸趨“右轉”，對華態度日趨強硬。而諸如哈德遜研究所、傳統基金會、新美國安全中心等新老保守派智庫對華認知往往帶有更鮮明的消極性和對抗性，大肆炮制反華言論，持續抹黑中國形象，嚴重影響國際受眾的對華認知。

從研究的主題來看，2022年美國對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同現實問題的結合更加緊密，凸顯了較強的政策導向性，既有對前幾年熱點議題的延續，也有因形勢變化激發的新議題?？偟膩砜?，美國對華政策仍舊是美國學界持續關注的熱點議題，學者們重點圍繞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是不是失敗了、當前的對華強硬政策是否有效等議題展開了探討。此外，美國學界對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予以了密切關注。在中國發展方面，美國學界對中國國內經濟、政治、外交領域的發展情況，尤其是對進入新時代以來各領域呈現出的新特點和新變化予以了重點關注。

從對華總體認知來看，美國學界對華認知呈現總體認知趨同、具體議題認知趨異的多元圖景。在美國對華戰略方面，美國學界總體上認同對中國采取以競爭為導向的強硬戰略，但在實施方法、策略等具體的戰術層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一方面，“美國對華接觸政策失敗論”“對華全面脫鉤論”等論調仍占有較大市場；另一方面，也出現了不少反思美國對華政策的理性聲音。以白潔曦、何瑞恩、邁克爾·馬扎爾、黎安友為代表的學者反對“全面遏制”“圍追堵截”式的對華政策，認為這種“條件反射”式反華和“政治正確”指導下的強硬政策不僅將中美兩國推向戰爭的邊緣，也不利于美國自身的長遠發展。在他們看來，競爭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主張應基于美國長遠利益制定目標明確、前后一致的對華政策，而不是對中國的行動做出簡單被動的應對，更不應成為國內政治紛爭和兩黨博弈的籌碼。

總的來看，在中美關系跌宕起伏的2022年，美國對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依舊延續了近年來的繁榮發展態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相對理性客觀的認知和判斷，也有基于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的誤讀誤判。美國學界秉持的立場、觀點、態度對于美國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引導國際對華輿論走向都有著重要影響。因此，應及時跟蹤梳理相關研究動態，把握美國學界對當代中國的復雜認知，為引導美國學界更全面、更客觀地看待中國，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提供有益借鑒。

［作者：付正，北京郵電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新時代黨的創新理論的國際認知與評價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文章發表于《國外理論動態》2023年第3期